天舟一号发射七周年

第四，在特殊危机时期，乡村司法形态可以有所选择。

因此，在建立事前预防机制的同时，事后的国家赔偿和国家补偿的责任体系对于风险领域而言也是十分必要的，即多元的、合作互补的、复合的风险治理机制成为势所必然的发展选择。[6] 王灿发、于文轩：生物安全的国际法原则，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4期。

[52] [日]西埜章：「予防接種判決と損失補償」、『ジュリスト』820号、第35頁。[56] [日]今村成和：「予防接種事故と国家補償」、『ジュリスト』855号第70頁。[18] [日]大阪高判平成6年3月16日、『判例時報』1500号、第15頁。最后，国家事实上的强制性。因此，合理信赖的存在要求政府对相应的风险进行评估和救济，以维持当事人的信赖利益，维护法秩序的稳定。

当农药残留、食品添加剂、环境污染等逐渐进入我们的视野时，绝对安全已经成为了象征意义上的概念。[44]所以，在接种疫苗前必须对各种不同疫苗的适用年龄底线作出规定。进而言之，双二元结构论不但呼应了乡村社会的变迁，而且顾及了变迁所受到的结构性约束，应当成为指引实践的乡村司法理论。

……不能无保留地接受这两个概念，作为社会关系的一般性区分根据，或者有可能从任何只有两种类型的两分法出发去区分社会关系。在这种背景下，基层法官的司法若不走向形式法治形态，而完全维持治理化的形态，将难以面对司法需求的压力。镇干部得知后，告诉法官该镇类似的土地承包纠纷不少，并建议法官公开审理该案。他家只有一个独子，我拼了也值得。

但在现代司法看来，情感诉求并不构成法律上的独立标的，不够成诉讼的理由。后来法官经过多次走访得知，原来是农妇的公公趁儿子不在家，经常占儿媳妇的便宜，儿子知道此事也束手无策。

现实中，气、面子等具有情感性，关涉尊严的纠纷诉求，就是村庄生活中的地方性正义，乡村司法不能回避这种正义的实现。[35]该离婚案件的整个审理过程显得非常程式化，少有从前乡村司法的治理化特征。实际上，何者占有竞胜地位，往往取决于基层法官的治理需要。[56]应该说，在特殊危机时期，乡村司法形态的变通和选择有相当的合理性，可以维护公共政策，保证社会稳定。

婚姻继承案件、邻里矛盾等案件的诉求则具有延伸性，司法过程可能需要治理化。那些执行送法下乡任务的基层法官，形成了他们的一套地方性知识，因此成了新法盲。法官召集当事人在法庭协商了两次，未达成一致意见。2004年，李某租用果村的土地开办砖瓦厂。

况且，当前乡村组织有弱化倾向，其纠纷调解能力正在下降。基层法官的司法遵循治理的逻辑，在事实层面而不是规则层面解决问题，是结果导向而不是规则导向。

也就是说，应当是主体的愿望与客观现实相互关系的结果，它通过主体的愿望从客观现实（是）中产生和推导出来。[18] 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随着创新型社会的逐渐建成，中国的产业不断实现升级，农民工可以从世界产业链条中获取更多的工资收入。黄宗智等研究指出，当前离婚的司法实践日趋程序化，其中有合理成分，也有不合理的官僚主义原因。在四个利益集团论中，当前农村人口基本上都属于社会底层群体。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地区农村，法律服务非常缺乏，农民的经济支付能力也非常有限，形式法治化的司法容易导致过多的结果不公平，从而损害司法的权威，因而需要司法者主动作为的治理化司法。法官便将父子都传唤到法庭，告诉他们这是一起刑事案件，一旦立案，父亲要负刑事责任。乡村司法的程序性要求可以有所选择，但实体法律应当得到必要遵守。

送法下乡在当前乡村司法中仍然较为常见，但具体情形与十多年前已有所不同。社区-社会、机械团结-有机团结等都是一个连续统，任何特定的社会形态都处于连续统中间的某个位置。

但当事人因此受了很大的气[52]，这个气不出，做人都没有尊严，在村庄生活中就没有面子。因此，如果将乡村司法从双二元结构改造成二元结构，势必使得这种二元结构最终难以维系。

[15] 董磊明、陈柏峰、聂良波：《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49] 案例来源于作者2006年12月在安徽固镇县的驻村调研。

[2] 王亚新：《农村法律服务问题实证研究》，《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3期。[34]在治理化司法中，离婚案件的审理过程非常繁琐，法官需要深入村庄向干部、群众及当事人亲属调查事实及相关复杂背景，还会为了当事人和好而不厌其烦地进行调解。[56]〔美〕诺内特、〔美〕塞尓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页。董磊明：《宋村的调解：巨变时代的权威与秩序》，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这种情况下，很多地方法院只能选择治理化司法形态，在当事人面前居中调解。尽管治理论的建构以基层法官为中心，但它对乡村干部的重要作用也有足够的认识。

在越来越具有现代性特征，与国家法律日益亲合的乡村社会，贯彻礼治规则和地方性规范常常并不具有可行性。（一）形式法治形态的合理性及其限度显然，乡村社会的变迁对乡村司法产生了新的需求，使得乡村社会与国家法律越来越具有亲合性。

[40] 如1993年的发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及时审理农民负担过重引起的案件的通知，1998年的发文关于法院干警不得从事非审判事务的通知。于是，左村长又去劝水某见好就收。

[26] 贺雪峰：《什么农村，什么问题》，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页。他们可能认为现实只是乡村变迁过程中的简短截面，是可以且应当被忽略的。李某最终支付了搬迁费，主要基于纠纷延伸后果的考虑。他们称之为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47] 这只是说乡村司法实践所呈现出来的宏观结构是合理的，并不意味着其所有方面都是合理的。最后父亲到法庭起诉，法庭判决哥哥必须承担赡养义务，而对土地纠纷未加处置。

[29]当然，是否实现城市化并不是农村发展的绝对要素，农村发展的关键在于包含司法在内的各种制度和公共设施的现代化。正由于基层法官司法过程日益形式化，他们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也起了很大的变化。

最后，副镇长将所有人员都叫到地界处，他朝争议土地中间画了一条线，说：就这样定了，以此为界，谁也不准再闹。（二）乡村司法的治理论十多年前，苏力对法制建设的现代化方案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有力挑战。